上海《新闻晚报》国内部的新记者李宁源采访回来，有所感触，在内部业务交流刊物上发表了《一名新记者的困惑》，内容如下：

从济南回沪，与同事们一照面都说我瘦了不少，照照镜子也突然有些不认识自己。或许是因为在诸城久久不能释怀的那一瞬间，一位老人那阵阵令人揪心的哭泣，以及道道无情的摄影摄像的闪光，一直在我心头不能拂去。

   从接到采访在阿富汗的中国工地遇袭中死难者家属的任务那一刻起，我就感到了一丝兴奋，这绝对是个好素材，哭泣、泪水、控诉，字字可以入笔，样样可以抒情。在济南，我从中铁14局的档案库搞到了山东死难者的具体联系方式。

   出租车司机对我的采访目标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被害者家住在山东最穷的地方，那里一年下不了几次雨，庄稼长不高，村里人只能到外地打工贴补家用，“死了一个男人，家里可就更困难了！”

   路很远，350公里的高速路，到了县城还要再拐上70公里的弯路，路上铺着金黄色的麦子，司机告诉我，村里人没钱使用打谷机，只能把麦子放到公路上，让过路汽车碾压，白天铺上，晚上收起来还要照看着，家里人就干脆睡在路边，等到麦子碾压好了就直接收回家里去。司机很同情他们，把车开成S形，争取尽可能多地碾压路边的稻谷。

   近4个小时以后，我们到了死难者之一的郑明文家。与想象中呼天抢地的情景不同，郑明文家大门紧闭，门口围了一群邻居。我推门进去，院子里面冲出个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愤怒：“你干吗？”

   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有点惊讶：你们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身为记者我来采访，并可以向上反映些你们的困难，还对我怒目而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想说，家里有88岁的老人，身体特别不好，我们根本就不敢让他们知道，你们记者进来就知道采访照相，老人能受得了吗？”

    我当然知道亲人永远离别后的痛苦，这想法我能理解。于是我便退了出来。毕竟，人在最痛苦时最需要的是安静，干吗非要把人家的伤疤揭开来看看，然后再把他们痛苦状照下来给别人看呢？在他家门外，我一直在思索着这个问题。他们家里三个硬朗的男人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强壮把痛苦掩藏起来，维护着自己仅剩的一点“自留地”。他们对记者实际上很客气，没有动粗，只是很礼貌地把记者挡在门外。

   正在门口踌躇，考虑怎么再采访时，外面忽然热闹了起来，当地的村主任陪着当地领导赶到了，满载着来自各媒体的记者连同近十几台摄影摄像机的车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小村子，径直停在了这家门口。坐在最前面一辆车上的村主任一下子跳了下来，几个箭步就冲到了那个紧闭的家门口，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砸门声。

   只有在电影上才能看到的一幕终于出现了，那三个男人仅仅是把门开了个缝隙，想探出头来看看，结果这个小院子马上就像洪水溃堤一样地被冲开了。村主任带着市领导，记者们带着相机，甚至原先在门外看热闹的邻居也都冲了进来。小院子顿时沸腾了。

   院子里的三个男人显然被这阵势给吓傻了，呆呆地看着这一切，愣愣地不知该怎么办。面对这阵势，他们简直似螳臂挡车。加上村主任在一旁用力地使眼神、瞪眼睛，他们是再也不敢做什么抵抗了。终于，这最后一块保留隐私和尊严的堡垒被击溃了，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院被无数陌生的脚践踏。

    外部防线被攻破了，屋里的媳妇们就不得不担当起护卫第二道防线的任务。她们把窗帘死死地扣住，门也从里面插上，任凭外面熙熙攘攘、拍门如雷也不愿退让。外面的男人们怯懦地告诉大家，屋里有个88岁的老太太，千万不要让老人知道，她肯定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打击。不料闻听此言，记者们的眼睛都发亮了，“88岁的老人？好素材！她的大哭可就有震撼力了！”记者们议论纷纷，村主任也来劲了，摆出非要把这门敲开不可的架势。而那些上级领导们站在院子里，各自找着好角度，拉住一个村民就“嘘寒问暖”，任由摄影摄像机拍摄。“窗帘开了个角！”不知道哪位记者叫了起来。只见本来捂得严严实实的窗帘被拉开了一角，记者们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把照相机从缝隙伸进屋里，也不管角度还是光线就一阵狂揿快门，阴暗的小屋马上就被闪光灯射出的刺眼光线照亮。

    但记者们还是觉得不过瘾，干脆围在村主任跟前：“叫他们把门打开！要不然我们拍不到！”村主任像是领受了一个炸碉堡的任务，“没问题！”他雄赳赳地冲向屋门，决心用自己的威风把门彻底轰开。不少记者还在围着房子找来找去，希望能有个后门或者墙缝来把自己塞进去照几张相。还有两个在讨论房顶上有没有什么通道能进去。整个院子闹轰轰的，只有那三个男人在一边怯懦地重复：“屋里有老人，她知道会受不了啊！”但无人理睬。

    这样的混乱局面持续着。几分钟后，记者们最希望的事情发生了，村主任终于把那最后一道门敲开了。

    很快的，那位88岁的老人明白了一切，也很“配合”地释放了失去爱子的悲痛。

    很快的，所有记者冲了进去，抓拍那张老泪纵横的脸。包括我在内。

    很快的，屋子里成了“农贸市场”，人声鼎沸。

    很快的，闪光灯闪动之下，记者们清楚地看到了屋里那一双双含着热泪愤怒地看着这一切的眼睛。

    很快的，所有的记者得到了自己满意的照片或录像，离开了。

    很快的，领导们在呼天抢地的哭声中完成了自己的“亲切慰问”。

    很快的，小院子空了，只剩下满地被踏得横七竖八的小麦。

    院子里，男人们蹲在地上；房间里，女人们围在老人身边。他们个个泪流满面。

    我记得，曾经有一位美国记者拍到一张难得的照片：在一位瘦弱得奄奄一息的小孩旁边是一只秃鹫，死神在时刻威胁着这个孩子。这张照片获了奖，而他后来则深深地自咎，难以抚平心中的创伤，最终自杀了。

    一位资深摄影记者告诉我，在面对这种选择时，他心中在流泪，手指在按着快门。

    职业与道德面前，我们记者应当如何选择？我不知道。

    谁来回答我这个入门不久的新记者的疑问呢？

上述类似的情况发生的频率并不低。如记者2001年2月7日，《江淮晨报》的独家报道：2月4日下午，安徽省阜阳市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惨剧：阜阳籍上海同济大学2000级社会科学系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研究生亓培玉仅仅因为对做不文明事情的人说了一句“没修养”，被几名歹徒追打，亓被迫跳入河中逃生，最终溺水死亡。而歹徒乘坐的是一辆带有“公安”标志的汽车，身着制服。一时舆论哗然。各地记者纷纷前往出事地点采访。《人民日报》韩国飚于13日下午前往亓培玉家采访，他事后反思谈到有一些想法一直困扰着他，其中之一就是：这样的采访是否人道？他写道：“亓培玉遇难后，他的父母一夜之间垮了下来。我们到亓家时，亓培玉的父亲亓明生正躺在牛棚里不停地呻吟着。有一家媒体正在受害人妻子杨雪的婚房中采访。从房间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杨雪已经哭得有些呆了，神情恍惚，当时就很有些不忍心。有没有必要让杨雪一遍遍复述当时的情形呢？与周寅杰商量了一会儿，并与另一家媒体协商，最后决定共同采访。这样，可以让杨雪少痛苦一次。后来才知道，自从《江淮晨报》首家报道此事后，每天都有记者上门采访，而每采访一次，无疑就给杨雪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杨雪便大哭一场，到后来只是机械地讲述当时的情形。记者亲临现场，实地采访的精神自然不容置疑，也值得提倡，可这样无休止地采访，一次次揭开伤者的伤疤，是不是有些不人道呢？据亓培玉的大妹说，前后起码来过10多个记者了。[1]

李宁源采《一名新记者的困惑》文章，提出了在新闻采访和职业道德面前，新闻记者应当如何选择的问题。《新闻晚报》副主编胡廷楣很快予以回应，撰写了《记者是否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一文，回答这个两难的问题。以下是该文：

你的文章登载在本报内刊《纸上谈兵》之后，编辑部里议论不断。这并不是你提出了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而我们很多人已经淡忘了它。

    20年前，当我加盟解放日报的时候，记者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岗位。那时，在人们心目中，一个解放日报的记者，就是代表党，代表正义，代表改革开放。社会上似乎还没有“贪官”这一说，官官相护还没有那么明显。在解放冤假错案，在冲破思想禁区中，我们用大量的报道和内参推进了改革。那时记者真的很无私。

    后来，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渐渐侵袭记者，百姓中就有所谓“豺狼虎豹”（财政、穿制服、水电煤老虎、报纸）之说，记者也成为人们议论的拿“红包”的对象。对在采访中见到的这种情况，最早应该出现在大约十年前，都市类报纸、市民类节目出现之后，为了追求“催人泪下”的效果，在采访中一再“挖掘”当事人的痛楚成为一种时尚。在媒体大大扩容的今天，报纸越来越显现出商品化的特征。而且在激烈的竞争之中，很多从业人员仅仅将此当成一种职业，记者的操守渐渐被淡漠了。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应当做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冬烘先生，为了所谓的“高洁”退出竞争。我从解放日报到新闻报工作已经5年，我们在闯一条新路，在很多市场上获得的新感觉一直在反复触动着业已形成的新闻观念。老实说，今天，我和解放日报、文汇报和新民晚报的朋友在新闻制作的问题上，在作品的价值观念上，已经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感觉了，这才知道我们已经非常前卫了。但是，我不讳言，我和很多一起创业的老同事心中一直存在着惶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你已经触及的职业操守。一个记者是否可以同时是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人？新闻工作是不是一个不需要职业操守的行当？

    我想，对这些“是不是”的回答在于我们自己。我们一时无力要求别人，但是可以要求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可以当一个负责任的记者，我们的责任是当都市的眼睛，用真实来帮助我们的读者看到更多的事情。我们的职业，确实会看到更多的黑暗面，同时，我们也可以比读者更早看到更多的光明面。我们既不可回避鲁迅所说的革命过程中的“污秽和血”，我们也不能将社会看成一团漆黑，因为那也不是社会的真实。你看到了那些为了完成任务而向一个88岁高龄的老人残酷地“挖新闻”的场面。你表达了你的困惑。那正是你心中良知还没有泯灭，请你保护这样的感觉，那是一个真正好记者的必须。而且，新闻和良心之间发生矛盾是少数，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你完全可以很快乐地工作。当然，有时现场有些难堪的事情，你实在想不出办法，可以先让你的良心来判断。如果你担心你的判断可能会失误，那么你可以向你的领导求助。

    如果我能和你沟通什么，我一定会说，要紧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写。新闻是一种高积累的行当，因此，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如你这样有着丰富的感想，逼迫自己多想一些事情，积累就在无形之中进行了。等到这样的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在理论上有了提高，迷茫就会变得清醒，你就会能干起来，你的办法就会越来越多。你就会知道，面对复杂新闻的笨拙和为了道德主动调整不是一回事。

    新闻晚报绝对不是一个低俗的群体。我很相信“低端”只是一个办报的姿态，这种姿态是为了接近读者，让我们的受众更好地接受我们的新闻思想和理念。从这几年我们改革的实践，我们对于进入报社的新员工的取舍，以及我们的记者编辑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新闻晚报不可能走向低俗，因为决定一张报纸走向的，是这张报纸员工文化的总和，而不是别的。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请你相信这一点。

以此之后，资深编辑沈全梅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也说记者的两难》一文。如下：

    编本报内刊《纸上谈兵》已有年余，说实话我很喜欢这张小小的业务交流刊物，当编辑记者在此吐露他（她）在工作中的胸臆时，我为他（她）们的喜悦而喜悦，为他（她）们的苦恼而苦恼。

    新记者李宁源提出了“记者是否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的问题，这个问号久久盘旋在我的脑海里。为了采访阿富汗死难者家乡的反应，一群记者向一个88岁高龄的老人残酷地挖新闻的场面也压在我心头，久久挥之不去。李宁源的两难让我看到了一个记者的良心，我很受感动，但也给了我一个感觉：似乎如今的记者越来越难当，路也越走越窄，要么完不成任务竞争失利，要么违背良心，不顾新闻的伦理道德。

    我琢磨着这个似乎高深莫测的问题，我也试图调动一些新闻伦理之类来寻求一个比较完美的答案，后来突然发现这不是一个悖论，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新闻基础知识，大可不必两难。如果死难者的家属闻讯后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这是比比皆是的常情。因为这对一个家庭来说，不仅是失去了一个亲人，而且可能是垮塌了赖以生存的顶梁柱，悲悲切切也好，嚎啕大哭也好，只不过是个表达方式上的差异，这都是人之常情，本身不是新闻。然而，李宁源看到的不是呼天抢地，而是一个静悄悄紧闭的大门，门口围了一群邻居，推开大门，院子里面冲出一个小伙子，看上去有点愤怒：“你干吗？”“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想说，家里有88岁的老人，身体特别不好，我们根本就不敢让她知道，你们记者进门就知道采访照相，老人受得了吗？”他们家里三个男人把痛苦掩藏起来，很礼貌地把记者“让”出了门外。屋里女人们的第二道防线更感人：她们把窗帘死死地扣住，门也从里面插上，任凭外面熙熙攘攘、叩门如雷也决不退让。而这门外，是村主任陪着市长和一大批记者啊。我为这些平凡的男人与女人们感动，他（她）们没有功利，不趁此机会大吵大闹，要求赔偿。他（她）们善良的心是那么懂得一位88岁风烛残年的老太太的心：她会受不了失去儿子的打击，而没有考虑会不会得罪村干部。这本身就是一则新闻，比呼天抢地更感人。

    我们每天被一则则血淋淋的社会新闻磨砺得粗糙而又坚硬的心，也许认为只有呼天抢地惨不忍睹才是有刺激的新闻。而事实上，就像采访学中一则经典的例子：一位记者去采访一位名人结婚的新闻，新娘跑了，他认为新闻也跑了，就回去睡觉了。他不懂，新娘跑了更是新闻。就像这件事，静悄悄比起呼天抢地，似乎是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一群善良的村民和家属如何善待老人的行为，这才是深切反映丧子之痛的最好的新闻。

    假如能报道的话，那位村主任的行径更有新闻性，他在一群记者面前似乎扮演了一位攻“堡垒”的“英雄”角色，用自己的威风把一重一重保护老人的门彻底打开，让所有的记者冲了进去，抓拍那张老泪纵横的脸，而全然不顾那一双双含着热泪愤怒地看着这一切的村民的眼睛。

    那位村主任的行为在众多善良村民的衬托下，确实也有新闻性，然而，我们的记者呢？新闻求异不求同，似乎人人皆知，如果那么多记者不假思索就认为这才是抢到了新闻，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条新闻呢？再说，我们读者要的是不是就是这样的新闻呢？

  我想，记者要没有两难，主要在于我们对新闻的领悟和认识，了解读者的需求和理解。当然还有记者的良心。

1，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该恪守那些伦理原则？

2，  当遇到重大的危机时刻，记者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伦理框架？

3，  请你对新闻工作中面临的这些伦理两难，谈谈你的看法。

3·4采访伦理问题

 这一文章与3.2案例中议论颇有意义。眼下，在采访社会新闻中，这种现象司空见惯，它涉及记者的职业道德、对新闻的领悟、对读者需求的理解等等关于新闻理念、新闻伦理等不少问题。

    很多人提出，在遇到此类问题的时候，究竟是职业伦理先行还是人伦先行？曾经发生过一个类似的案例，记者拍摄骑车的人掉进水坑里照片，受到了广泛的质疑，究竟是该告诉人们，前边有危险？还是要看着他摔进去，拍了照片，然后促进有关部门去解决类似的问题？这些都是记者从业过程中时刻面临的伦理选择。

    近年来，灾难性事件频发，记者在采访中表现出来的问题也遭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比如对地震中获救的人使用闪光灯拍摄，面对别人的痛苦一再追问，给被采访对象造成二次伤害等。

    在《灾难性新闻采访的伦理原则与制度框架构建》一文中，作者刘海明对采访伦理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对于我们厘清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尤其是灾难性新闻的采访过程中的行为，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文章认为，当记者首先要学会做人。学会做人对记者的要求是,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用成熟的专业理念作为行动的指南,在采访报道的各个环节上恪守人之为人的伦理底线。这个伦理底线的起点较高,具备牢固服务意识的人才可以担当。灾难性新闻采访伦理制度语境下的人伦规范,在普通人伦的基础上,增加了独特的元素。追求采访内容的真实、客观和公正,是采访伦理人伦规范的内容,追求采访的人文关怀也是这个规范不可或缺的内容。灾难性新闻采访伦理制度中的人伦规范,将在灾难现场从事采访活动的记者置身于较低人伦的位置,发自内心敬重年迈的老人,用行动尊重救援人员的工作,对灾难中受困、受伤(含情感伤害)的未成年人给予人道的关爱。一言蔽之,人伦规范对记者在灾难现场的采访作出了更多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促使记者学会用眼睛和耳朵采访,用自己的语言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而不是沿用常规的采访模式,继续用问答的方说的话,并在下一步的报道中作为直接引语使用,最好是听来的对话,忌讳采用追问的方式获取被采访对象的话语。[2]

    任何权利总是有限的权利,权利规范的目的在于避免权利的滥用,避免权利滥用对他人造成伤害。这种规范对于灾难性新闻采访的意义尤为重大,它内含了采访伦理的正当原则。权利规范的伦理框架对灾难事件现场的采访权利进行限制。这种限制是非强制性的,却是记者行为的权利规范。哪些人不适宜于采访,哪些时间不能采访,采访的限度问题,所有这些都在这个伦理框架讨论的范围之内。有生命之虞的灾难事件中的受伤者、正在参与救援的所有工作人员、遇难者的家属,这些成员都是采访的禁忌对象,也是灾难性新闻采访权尽量让渡的;伤员脱离危险前、救援人员救援结束之前是采访伦理的时间禁忌,所有时间段都不建议对遇难者亲属进行采访;采访的限度也就是提问的限度,以不影响被采访对象的人格和情感为底线。

 道德意味着不同程度的利益让渡,而利益规范的伦理框架内含了效用原则和情感原则。灾难性事件是新闻价值极高的事件,也是产生重大新闻的天然优良土壤。但是,这个土壤却是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包括生命)为代价的。灾难性事件是人类和大自然争夺生命和财产安全展开的特殊角逐,是捍卫少数人利益的斗争。新闻媒体如何对待灾难性新闻事件,如何采访灾难性新闻事件,需要解决三种利益之间的纠葛:灾难受害者的利益、公众利益(准确地说是受众利益)和媒体自身的利益。

3·5灾难新闻采访的禁忌

关于灾难新闻采访中的儿童：Kids always make good stories。“微笑女孩”、“敬礼娃娃”、“可乐男孩”、“儿歌女孩”、“手电筒女孩”……这些形象成为地震报道的亮点。但一定要把握分寸，不能渲染灾难童星。灾难新闻中不建议采访儿童，特别是伤残的儿童。可以报道，可以对话，但尽量不去采访。儿童的表情、孤独等可以拍摄报道。但拍摄伤残儿童，至少要征得监护人同意，并尽量使用背影。

关于人性化/免侵扰采访：多使用间接来源。相比于直接提问，观察和倾听也是一种采访。救援人员言行、心理医生对话，知情人介绍，比直接采访小孩子更加符合侵扰最小原则。另外要注意聊天采访。淡化功利性采访和记者角色，在心理抚慰式的采访中发现足以报道的素材。

以下是“十大丑陋采访模式”：

诱导式采访：为了拍到眼泪，没完没了地帮人回忆失去亲人的场景。母亲失去孩子，记者反复诱导要她说说儿子小时候有多乖。一位记者问灾民：“家里几口人？谁不在了？”有些记者追问幸存孤儿：你爸爸妈妈不在了你晓得不晓得？

“强盗式”采访：一位记者闯进刚消毒的手术室采访。幸存者奄奄一息地被从废墟里救出来，却被迫要面对镜头说话。

脑残式采访：中国特色，喜欢问你感受怎样，你怎么想的之类的问题。有主持人不停问灾区的幸存少年得到救助感觉怎样。有的记者问：你的娃娃现在还没有消息你心里着急不，你在想啥子？一篇报道形容受灾群众“带着过年的心情”搬进新居。2002年欢呼大连空难“黑匣子出水”的照片。

霸王式采访：将记者个人采访利益、媒体报道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甚至新闻比别人的命重要。把人救出来，有记者说：等等，让我拍个镜头；人终于被抬出来的时候，有一个记者说：别挡了我的镜头。个别央视的记者以所谓要赶着出去发消息为由，硬是占了直升机上五个座位中的一个。

欺骗式采访：导演式采访,即摆拍。或者冒充非媒体工作人员，或隐匿媒体身份，套出死难者或幸存者个人隐私当作独家猛料公开。有记者公开死者及伤者有关病例记录、详细伤残情况等相关个人信息等，以灾难报道名义侵害隐私。

审讯式采访：居高临下的文化甚至斥责。有的记者问人家埋了几天,精神怎么还能这么好。重庆一家人自发开着车子赶到灾区送吃的，记者最后一个问题竟然是：“你觉得他们需要这些吃的吗？”

轰炸式采访：反复、过度的采访。“悲伤者采访”或“侵扰伤痛”是一门艺术。要避免过度回忆。敬礼娃娃朗铮由于记者频繁的采访和不停地提问，在西安治疗时出现了心理障碍，不喜欢说话，很恐惧，不愿离开母亲、不愿接触陌生人。采访报道中不要过分渲染灾难和不要过分美化人性。在灾难背景下，过分美化人性会淡化灾难的残酷，这与过分渲染灾难的残酷一样都不符合媒体伦理。一位记者说，不要把灾难新闻写成灾难童话。

添乱式采访：最典型的是为了保护一个缺乏危乱采访经验的女记者,卧龙一公安牺牲。另有记者问：你的孩子已经死了你知不知道？——记者不应成为向死难者亲友报告死讯的角色。

撒娇式采访：采访的目的是为了在报道中向读者撒娇，为了渲染记者自己的勇敢与伟大。某报记者在西藏去了一个海拔的旅游区，就在报道中说自己过了几次鬼门关。地震报道中一些记者过分强调自己“差点掉进沟里”、“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到达**”等。

献媚式采访：特写并强调某官员或名人“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废墟上，特写并渲染某某“弯下腰”和灾民谈话，突出某某冒着危险“亲临第一线”，“亲切地”云云。

本案例实用于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灾难性新闻的采访。